在科技高度發展的現代，國內外諸如樓房傾覆、道路凹陷、橋梁垮塌的新聞時常見諸報端。與之相比，具有960年歷史的應縣木塔、歷經1300年風雨的趙州橋，還有使用壽命超過了2200年的都江堰，不能不使人心生疑惑——古代建筑技術、材料均無法與現在相比，卻又為何能將建筑物造得如此牢固？原因無他，只是將制度執行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。

陜西應縣木塔

　　第一是嚴格執行的“物勒工名”制度。“勒”就是鐫刻，是指產品制造者需將本人姓名刻于其上，以便常規檢驗和日后追查。《禮記·月令篇》記載：“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誠，工有不當，必行其罪，以究其情。”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，戰國時期各國均初步形成了責任追溯制度，尤其以秦國最為完善。

　　秦代律法將產品生產管理分為四級，中央政府的“大工尹”為最高監管者，“工師”（相當于廠長）為監制者，“丞”（相當于車間主任）主抓質量檢驗，工匠負責具體制造。如今我們我們所能見到的秦朝文物，小到一磚一瓦，均銘刻有各級負責人姓名，無論何時何人發現質量問題，追可依此追查相關責任人，并予以嚴懲。

刻有名字的明代城磚

　　在同樣以刑罰嚴苛聞名的明代，這一制度更是被發展到了極致。櫛風沐雨六百余年，南京明城墻依舊固若金湯，其核心秘密便是“物勒工名”。墻體的每一塊城磚，內外分別銘刻著產地所屬府/州/縣從總甲、甲首、小甲、制磚人夫到窯匠等五級責任人的姓名，任何一個環節出了紕漏都將受到重罰。明北京城、十三陵及長沙天心閣，都是“物勒工名”制度下所創造出的絕世杰作。

　　第二是強制推行的“國家標準”。早在春秋時期就出現了《周禮·考工記》一書，比如“瓦屋四分，囷、窌、倉、城，逆墻六分，堂涂十有二分，竇，其崇三尺，墻厚三尺，崇三之。”，詳細描述了營建普通瓦屋所應滿足的規范要求，后世稱之為“程式”，指導性、可操作性極強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，秦朝統一后也立即頒布推行了“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車同軌，書同文”等系列標準化制度。

　　兩宋時期，“程式”愈發完善，工部組織編訂了標準化文件集《筑城法式》，詳細收錄了各類建筑技術、工具、材料和工時等方面的規定，并陸續出版了《營造法式》和《木經》。其中《營造法式》一書由南宋將作監李誡編寫，配有詳細說明與圖樣參考，算是建筑界的“國家標準”。在這些標準背后，是強制推行的制度保證——若因非法營造、虛費工力、材料不堪用、造作低劣等違反工程建筑標準，都有相應的刑罰措施，輕者杖責徒刑，重者流放處死。

　　同樣以南京明長城為例，每塊城磚規格、尺寸、重要均有統一規定，由官府統一訂制、收購、運輸、檢驗和調用。城磚運至京城后，官府將組織抽檢，負責人從每一批次中隨意抽取若干城磚，由兩名士兵抱磚相撞，如不脫皮、不掉渣、不破碎、無裂紋，且聲若洪鐘大呂，方為合格。

南京明城墻

　　如不合格數量超過規定比例，則整批強制報廢，責令相關人員重新燒制。再次檢驗若是仍不合格，朝廷將對各環節責任人加以嚴懲，最終可判處死刑。就算打通關系蒙混過去，城磚砌好若干年內，如因風雨侵蝕出現質量問題，依舊按照磚上所刻姓名追責。

　　第三是自發規范的“行業協會”。無論“物勒工名”抑或“國家標準”，這些自下而上的縱向管理就算執行得再嚴格，理論上依然存在僥幸逃脫的漏網之魚，于是從北周開始又出現了橫向管理制度——“行業監管”。行規作為一種社會規范，彌補了法律的不足，承擔了官府的部分管理職能，有利于市場及社會秩序的穩定。

　　東亞最早的成文法《唐律疏議》中就明確規定，各行從業者均按照行業予以登記，推舉“行首”充當行會成員擔保人，在官府注冊備案，負責保證產品質量、校驗度量衡器具。與建筑相關的行會名為“魯班會”，其主要職責為宣傳落實“國家標準”、監管本行業從業者，使其自律誠信，并對外維護行業權益及形象。若有工匠違反相關規則，不僅在本行業內的聲譽會毀于一旦，更會被逐出行會，終生不得加入。反觀“行首”，為了不被官府追責，也會絞盡腦汁地保證質量過關。
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上述任一制度均有嚴格的問責機制予以匹配。劣質產品將許多失職官員與工匠列入“歷史黑名單”，精品工程也令許多良匠流芳千古。從正反兩面來說，這三項措施都給后世留下了諸多有益啟示，值得我們反思與借鑒。